英雄，擎天者

文/张慧娟

一

　　小时候，我住在一座大山脚下，爬过大山，再走十几分钟，就能掬到饶河的水，这条像丝绦一样垂在长江腰上的河流，并不温驯，多次咆哮着试图吞噬小镇，其中有几次，它差点就得逞了，每到这时，我奶奶就说，怕什么，咱屋地势高。

　　我不相信。骗谁呢？

　　我仰望屋后的芝山，那里才高呢，山顶有座白色的英雄纪念碑，像石柱撑着天，那是这个有着2200多年历史小镇的最高点。

　　我时常在那座纪念碑前的长长台阶上蹦跳玩耍，直到夕阳西下，奶奶拄着杖，一步步叩响台阶：娟呢，回来吃饭——

　　我扶奶奶下山，手里握枝刚摘的映山红。路过一段泥巴路，松松软软的，走过后，扭头去看，一大一小两串脚印，旁边还有一溜拐杖杵出的洞眼。

　　那段泥泞的路环绕着圆圆一池水，水幽深碧绿，好似凝固了一般，池中立着一座失了颜色的亭台。

　　上学后，我才知道，那亭名叫止水亭，南宋名相江万里率家中17口人在此投水殉国，池中一度积尸如叠。诀别前，77岁的江万里心若止水，他道：“大势不可支，余虽不在位，当与国共存亡。”

　　江万里离世三年后，他的学生文天祥兵败被俘，狱中三年，他时常念起恩师：“公家番阳，城陷，义不辱，自沉而死。”

　　清明时节的小镇最是繁忙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在山间的墓地间穿梭。奶奶照例会嘱我们在爷爷墓前倒上一杯酒、点上一支烟，她自己却是从来不去的。我们出发时，她站在门口送，回时，她立在门口等，好似这中间几个小时，她一直未曾离开。

　　奶奶很少说往事，我只知道爷爷是军医，奶奶是护士。他们一直随军征战，行遍半个中国，7个儿女都在行军途中降生。在我印象中，没人比爷爷长得更帅，家中影集里有他年轻时的照片，一身军装，剑眉星目。

　　至于战争年代，爷爷救了多少人，纪念碑里居住的英雄，是不是就有爷爷的战友，以至于奶奶如此放心地把我放养在大山里。这些，是我自己猜想出来的。我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答案，因为当我愿意停下脚步去回溯往事时，我的身边，已经没有了奶奶，她的脚印，永不会与我的脚印相携出现了。

　　我18岁离开家乡，独自乘火车北上，从西客站出来，拎着坏了一只轱辘的黑皮箱，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纪念碑前，留下我与北京的第一张合影。“卡嚓——”那声快门声似乎是枚图钉，从此把我钉在了北京的地图上。

　　2006年，奶奶念着我的名字离开了人世，家乡的朱红大门旁再没了奶奶候我回家的身影，我如同一只失去线轴的风筝，跌跌撞撞。

　　在无尽的漂浮中，我望见了奶奶曾经走过的路，那是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。惟有时间与离别，会让我们潜入水中，去寻那隐在泥沙之下的过往。攥一把沙，任其一粒粒从手心滑落，每粒沙石都在讲述。

　　我们寻找的，终将铭刻在我们的身体里，如石灰岩包裹三叶虫的肢节，隔了几亿年，大海变成高山，它遍布全球的化石，依然会让后来者准确生动地捕捉它的每一个传奇。

　　我回到18岁时拍下第一张照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，是一个午后，一朵白云，斜斜地倚在纪念碑身畔。

　　“对，你跳起来，就像要触到纪念碑的顶一样——”有人在指挥拍照的人摆姿势，被拍的人也在全力配合。

　　我退到远处，静静仰视纪念碑，当你看着高处时，周边的人流便消失了，四下一片安静。巨大的纪念碑像一把闪闪发光的钥匙，拧开，进入的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界面。

　　这是一个关于英雄的世界。

　　我绕着纪念碑走，170多个人物浮雕，每一个都没有名字，可是每一个都似曾相识，那就是我们的祖辈，拉开抽屉，翻开老相册，发黄的照片上，他们一直都在。

　　我不甘心只寻觅爷爷奶奶的故事。我忆起家乡那座古朴的亭子，芝山脚下本没有这样一池水，是江万里居于此处时凿池引水。止水一名取之于庄子所言：人莫鉴于流水，而鉴于止水，唯止能止众止。

　　英雄凝固的生命历程中，隐藏着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、一个家族的精神密码。

　　2020年，我开始在北京寻访英雄的足迹……

二

　　7月，我从大运河最北端的李卓吾墓出发，去聆听一位英雄。在我身后，矗立着1500多年的燃灯佛舍利塔， 2248只悬铃在风中吟唱。

　　我听到塔底沉睡千年的两只蛟龙在长啸，传说中，塔为拴龙而建，古塔凌云，千年不倒，这是塔的使命。世人多欣赏塔的身姿，却不知，为何周遭风云变化，它却一直屹立。

　　一座活了千年的塔，指引过迷航的船只，拥抱过流浪的白鸽，亲吻风吹来的种子。这座城市有无数建筑比它高大，可大运河独爱倒映它的身姿。

　　那日午后，南四环花乡，我面前，便坐着这样一位，跟塔一样肩负使命的汉子。

　　他说话时，扭头看我，墨镜后似乎有双明亮的眼，我有些许恍惚，差点忘了他是盲人。

　　他说起烈士纪念日，一度言语激动，送到嘴边的茶杯因手指颤动而倾洒，茶水落在裤子上，他挥手掸了掸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一向沉静，若非动情，不会如此。

　　战斗英雄史光柱的名字，曾经嵌入一代人的记忆，可如今，鲜有人知道他的现状。

　　他从来没有从那场战争中走出来。

　　炮火染红南疆的天空，木棉花泣血，他破碎的眼球高悬枝头，透过血雾与硝烟，捕捉到战友冲锋时被地雷炸飞的背影、战壕里被炮弹洞穿的躯体，双手依然牢牢握着武器，眼睛直视前方……

　　史光柱无论做什么，都会想起他的战友。这是战场上，英雄用生命签下的一份契约，谁活下去，都不是自己，而是大家。

　　行走在黑暗中的史光柱，总担心自己的时间不够用。每天清晨，他掌心总有一大把需要服下的药丸，这些把喉咙咯得生疼的药丸在提醒他，活着便是跟病魔争夺时日。

　　甲状腺癌、肺大泡肺气肿、十二指肠溃疡……照料他的人，说起他的病情，会暗自垂泪，他却只是淡然一笑。他向来不拿自己的身体当一回事。前些年，他更狠，比如头疼，他就扇自己几个嘴巴子，让脸上的疼盖住头疼。对自己，他是能够横下心来收拾的，他不允许自己软弱。

　　在推进烈士纪念日进程的队伍里，史光柱始终站在前排。他希望举国上下都记得那些在祖国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好儿女，他们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坐标。

　　2014年9月30日，我国迎来第一个烈士纪念日。此时，距2004年，来自江西的原政协委员王伴青首次提出建立烈士纪念日，已是十年。

　　十年磨一剑，实属不易。

　　这背后，有研究认证，有民意调查，还有民俗专家研讨，终于，选定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日：9月30日，以法之名，在国家层面纪念先烈。

　　2019年2月，王伴青逝世。那个为烈士请命的瞬间，如一柄烛，照亮了他，也映出了无数英雄捍卫者眼中的星光。

　　英雄捍卫英雄，更有一种生死与共的悲悯。2019年，史光柱一直在为烈士遗像的事奔波，在云南，他前前后后跑了十几个陵园，协调各方关系，给很多墓碑贴上了瓷像。“这些烈士不能光留一个名，还得让后人看到他们的样子。”

　　那个夏日午后，与我一同聆听史光柱的还有儿童文学作家周敏，她说自己是唱着《小草》长大的，采访前一日，她提醒我给英雄买束花，正是疫情期间，我辗转几个市场，都是铁门紧闭，后来，在一处墙角找到一个花店的宣传单，联系后，商家问我要求，我说，要香气扑鼻的！等了十几分钟，女老板抱束花出来，高高举着从铁门的上方递给我，隔着口罩，我也闻到了生命盛放的气息。

　　谈话间隙，史光柱抽烟，他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烟，用右手丈量自己到烟灰缸之间的距离，再触摸烟灰缸的四壁，如此定位之后，他弹烟灰时出手准确而快速。他拿烟的姿势与众不同，烟头朝着掌心，他说，怕烟头烫到别人，特别是小孩子，烫到自己倒没什么关系。

　　这个下午，我开始读懂另一种人生。这是活在纪念碑里的英雄们所秉持的人生信条。

　　爱的决绝与不留后路。

　　我时常想，两千多年前的五月初五，汨罗江畔，屈原为何不听渔夫的劝：别人醉，你也跟别人一起醉嘛！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水清有水清的好处，你可以洗帽带嘛；水浊亦有水浊的用处，你可以洗脚呀。

　　屈原当然知道渔夫的话是有大智慧的，可那不是他的路。武死战，文死谏，他是文人，上下求索的东西，恐怕只有死谏才能表达。

　　屈原投江后，第一批赶来救他的是渔民，他们驾驶小舟，在茫茫江面上搜寻无果后，把竹筒里的米倒出来撒在江里，好声好气地跟鱼虾商量，这些粮食给你们吃，请千万不要啃食他的身体……其实对于葬身鱼腹，屈原是不惧的，他说，我宁愿跳进江心，埋到鱼肚子里去，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，去染得一身脏。

　　这些朴实的渔民一定想不到，他们的善心之举，给后世贡献了端午节的两项活动：赛龙舟和包粽子。

　　鱼虾吃不吃粽子，我不清楚，可是，在我们周边，却有个别人，一边吃粽子一边去啃食英雄的尸骨，对此，史光柱显然有过深思，他说，厌恶战争是人类文明的共识，但不能因为厌恶战争便去伤害捍卫和平安宁的英烈。

　　2018年五一劳动节，英烈保护法实施，史光柱忍不住喝了几杯，他举杯垂泪。这部法，他盼了七年。之前那些抹黑英雄的报道，跟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。“污蔑邱少云烈士、狼牙山五壮士……这些造谣的人，没有上过战场，根本不懂牺牲。在战场上，军人眼里没有自我，只有无私。”

　　“没有自我？” 隔了两千年，渔夫停泊在我身边，我像他当年一样发出惊叹。

　　“我是军人。军人更多的是否定自我，成就他人，从而完成大我的价值。”

　　“人生真的可以没有自我？”

　　“我的战友，他们都死了，我有什么资格谈自我！”

　　沉默过后，这个没有自我的男人，开始用他那略微嘶哑的声音，给我讲述他那些可爱的战友，时光在他的言语中弯曲折叠，我盯着他的墨镜，那两片黑漆漆的方形玻璃，悄然洞开，我进入1984年4月28日的老山前线，硝烟和炮火中，那些年轻而热烈的生命正在绽放出最后的华彩。

　　在一丛烧焦的树枝旁，我看到了20岁的史光柱，他军装破烂，可他的眼眸，明亮湿润，我知道，他很快就要失去它了，被战火炸碎的眼角膜里，定格的最后一幅画面是南疆的血色天空。

　　几年之后，他把这双眼写进了他的诗歌：我真想/睁开眼睛看看现状/看看我落在/地球上的眼珠/究竟变成草尖的露珠/还是两粒孤独的石子。

　　至于史光柱失去双眼的过程，那天，他并没有讲述，事后，我在他的一本文集中找到这段话：我感觉两只眼睛像被刀猛戳了一下，嘴里全是血肉和泥巴，闷得透不过气来。我感觉左脸颊上面吊着个东西，一晃一晃的以为是炸起的树叶沾在上面，伸手往下一摘，感觉到痛了才明白，是左眼球炸出来了，右眼也被弹片击中，血肉模糊，我扒了扒，右眼疼痛没有左眼剧烈，以为受伤并不重。关键时刻，不能耽误时间，我迅速将左眼球塞进眼眶，边爬边指挥战斗，直到摔进堑壕昏死过去。

　　把挂在脸颊上的眼球塞回去，用一块布条简单地绑一下，然后接着冲向敌人。史光柱的这个形象，后来被画成一幅油画，画中的史光柱一身破烂的军装，背着弹药，蒙着双眼，行走在硝烟中。

　　身边几个九零后的小伙子都喜欢这幅油画，“太震撼了，这是中国最有血性的男人！”他们把这幅画设成屏保，当成头像。至于画中人的事迹，他们并不知晓，但是我想，他们慢慢会知道的，他们的子孙也会知道的。

　　一如隔了两千多年，我们在端午节忆起怀沙投江的屈原，在清明节念起抱树而亡的介子推。岁月从来急不得，山河自有记忆，英雄的传说，被无数人记录书写，终将融入民族的血脉，千百年后的英雄纪念碑前，依然会有虔诚的后来者，花圈上的飘带，会一直在风中飞扬。

　　与我见面的第二天，史光柱上了手术台，医生在他的肚子上钻了3个洞，摘除了他的胆囊。我发微信问候，他回：不必为我难过，活着已是幸运，我已多活36年。

　　记起那日告别时，他轻轻托起一片花瓣，放在鼻子前闻，靠得太近，百合花上的露珠沾湿了他的鼻尖。

　　他扬起嘴角，微笑。

　　他记起，18岁，母亲送他离家时的情景。自那以后，他再没见过，家乡春天里的花海。

三

　　东经116度23分30秒，北纬39度54分12秒。

　　这是北京的心脏，亦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。

　　72年前的9月30日，伟人们弯腰，持一把铁锹开启了纪念死者，鼓舞生者的伟大篇章。

　　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议，暮色中，他们是站着宣告这件事的，400多位代表也是站着听的。

　　就在这里，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。

　　之后9年，这座纪念碑融入了多少人的心血啊！

　　青岛浮山的三千多名石匠，一锤一锤从山上凿下了300多吨的碑心石；日理万机的周总理，每天早上起来一笔一划练字，150字的碑文，先是练单字，之后是一遍遍书写全文，一共写了四十多幅；卧于病榻之上的梁思成看到草案中的纪念碑模型，心急如焚，写下长信提出反对意见，这封有理有据的信更像是一篇精湛的设计论文，配了好几幅草图，最终确定了纪念碑的大体建造方案。

　　1958年，当37.94米的纪念碑终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时，无数人为之泪洒当场。而设计浮雕花圈的林徽因却已不能亲见，这位传奇女子把人生最后的设计才华献给了人民英雄纪念碑。

　　林徽因当年的助手回忆说，他当时画了一些花的图案，线条很柔软，林徽因看后就说这是乾隆taste，不能代表人民英雄。

　　是花，却从不柔弱。

　　2021年春天，我凝视着纪念碑上的花圈浮雕，牡丹花、荷花、菊花，每一朵芬芳的花都生出了钢铁的骨架。

　　在花圈的下方，是一位送儿上战场的母亲。

　　你知道此去一别，便永无相见之日吗？我问。

　　她不言声，只是微笑。

　　3月，在距天安门100多公里的密云云蒙山，我为一朵开在悬崖峭壁上的花而落泪，她张开臂弯，朝侵我中华者，拉开一张血肉的弓，射出的是自己的骨血。

　　邓玉芬的重孙子任宏伟时常爬上猪头岭——这座早已荒芜的小山地势险峻，有几处要手脚并用才能攀上。80年前，邓玉芬就是在这里把丈夫和五个儿子都送上了战场。

　　任宏伟没有见过太奶奶，可是他总觉得太奶奶就活在他身边，他出入村子，都能看到太奶奶的雕像，她伫立在山岩上，左手握布鞋，右臂挎针线筐，眺望着远方。

　　邓玉芬是个奇女子，她的同龄人都是一双小脚，惟独她是大脚，走起路来风风火火，听闻丈夫和儿子牺牲的噩耗时，郑玉芬正带着六儿和七儿在亲戚家筹集种子，亲戚劝她，别急着回去，危险。她摇摇头，拉紧两个儿子的手，说，走，回家去，咱姓任的杀不绝，咱和鬼子拼了。

　　我时常想，是什么激发了这位山间妇人的斗志，小小的猪头岭，因为她的坚守，有了炊烟，有了庄稼，有了果实。其实她完全可以趋利避害，保护自己的孩子周全，这对于一个母亲而言，是多少正常的事啊，可她非得豪气冲天，拉扯着孩子一起拼命，她当然知道会流血，会死人，可她还是义无反顾。

　　或许，儿时，她的母亲曾在她耳边唱过那首关于戚继光的歌谣：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莫惊我家小儿郎，倭寇来，不要慌，我有戚爷会抵挡。”又或许，她听说过戚继光的传说，那个曾在密云石匣驻守的民族英雄，因为儿子抗敌不力，而以军令斩之。

　　丈夫和儿子，在她眼里，非她所独有，为了大义，她和盘托出。这种气概，与在岳飞背上刺出精忠报国的岳母，何其相似。

　　距邓玉芬家乡百里之外的潮河雄关古北口，有一座千年的杨无敌祠，后殿供奉的是佘太君和一众女将，这座辽代建造的祠堂，历史上多次损毁，却总能重新修建。我不知道邓玉芬是否来过这座庙宇。她与佘太君，隔了岁月与时空，却做出了相同的抉择。

　　回忆太奶奶，任宏伟会提及他父亲的趣事，儿时总爱赖在猪头岭上的奶奶家不肯走，为什么？因为奶奶晚年时，有许多人来看她，家里总有各种点心。

　　想起父亲馋嘴的童年，任宏伟露出浅浅的微笑，与儿孙相处，或许是太奶奶晚年生活中惟一的甜。在此之前，邓玉芬虽然生育了七个孩子，却从未享过欢聚，生死离别占据了她最好的年华，其中最让她心痛的是小七的死。

　　那是1944年的春天，小草刚从地里钻了出来，黄色的蒲公英刚展开花瓣就被一阵凌乱的脚步碾成了泥。日伪军扫荡，邓玉芬带着七儿躲进了山上的石洞。

　　石洞里阴冷潮湿，邓玉芬紧紧抱着小七儿，叮嘱他别出声。邓玉芬不怕被抓，可她担心连累附近山洞里的乡亲们。小七发起烧来，扭着身子要回家吃饭。邓玉芬轻声安抚，可小七儿浑身难受，脸烧得通红，哭得更大声了。

　　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邓玉芬咬了咬牙，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絮，塞进了小七儿的嘴里。她的手有些颤抖，小七儿睁大了眼，不解地看着母亲，他想挣扎着起身，可是邓玉芬紧紧搂着他，不让他发出一点动静。小七儿盯着妈妈，眼里溢出泪来。

　　敌人脚步远去后，邓玉芬从小七儿的嘴里抠出棉絮，她摇晃着脸色青紫的孩子，呼唤着小七儿，小七儿，过了好一会，小七儿才缓过气来。

　　“妈，饿，饿。”这是小七儿留给这世界的最后声音。当晚，小七儿走了，邓玉芬抱着小七儿慢慢变凉的身体，呆坐了许久，她一动不动，似乎也跟小七儿一起死了。

　　小七儿永远地睡着了，几捧黄土盖住了他小小的身体，他的肚子扁扁的，他的嘴唇干巴巴的，邓玉芬似乎听见，他在一遍一遍地说，妈，饿，饿……

　　“老天啊，你怎么这么无情，我邓玉芬生了7个儿子，你为什么一个个都要收走？” 那天，一个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吼，似乎要撕裂云蒙山巅那片聚集的乌云。可是，当她回到乡亲们身边时，脸上泪痕已干，她说：“只要大伙儿平平安安的，小七死了也值！”

　　一年后，日军投降，郑玉芬爬上山坡，面朝着西方，仰天大笑：“他爹、大儿、二儿、四儿、五儿、七儿，咱们胜利了！”

　　笑着笑着，她的眼泪滚了出来，变成了嚎啕大哭：你们回来吧！回来吧！

　　她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这个云蒙山的女儿，在此后的20多年岁月里，一直在思念着她的丈夫和儿子，特别是她的小七，这个连名字还没来得取的孩子。

　　1970年，邓玉芬在举家团圆的除夕夜离世，留下遗言，要葬在村口，所有人都说，她是盼着能与家人重逢。

　　我想，她们一家早已团聚，夜深人静时，她会牵着小七，迈开双腿，在长城上、白河畔奔跑，小七要笑，她就陪他笑，小七要哭，她就陪他哭，她永远不会再捂住他的嘴。

　　她会从所有的点心里，挑一块最甜的，喂给小七儿吃。

　　任宏伟领我去邓玉芬的墓地，这位英雄母亲安睡在一处山坡上，没有立墓碑，若无人指引，是绝对寻不到的。她的身前，是一片庄稼地。墓上生了许多树木，正中间是一棵高大的桑树。

　　“中妇扫蚕蚁,挈篮桑树间。”或许，这位15岁就嫁入任家的少女，从来想要的，就只是平凡的男耕女织，生儿育女。

　　我轻抚树干，已是3月，枝头依旧冷寂，是因为这片土地太过厚重，春天的步子也走得庄严而缓慢吗？

　　春还是一点点来了，回程的路上，我看到把猪头岭揽入怀中的白河正在一点点解冻。与我们同行的密云党史办主任郭生河说，他每回上猪头岭都会把邓玉芬的资料装在文件袋里，挂在树枝上，方便慕名而来的游客摘取阅读。

　　任宏伟给我看他手机里的照片，猪头岭上石头垒起的故居轮廓依在，只是被山林覆盖，他说，当年大雪封山时，太奶奶要走许久的道路才能打到水，不过，也只有这样的险峻地势，才能把八路军藏起来养伤。

　　任宏伟不爱多说话，却喜欢用镜头表达对太奶奶的敬爱，他拍下了一年四季的邓玉芬雕像，冬天的雪，春天的花，他拍照时，他两岁的儿子就在雕像旁边奔跑玩耍……

　　岁月阻隔了生死，思念与血脉却将历史连接，立在村口的邓玉芬，会看着她的后代们茁壮成长，一代又一代。

　　欢快的孩子不知道，就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上，不到百年的光阴里，他的多位先辈，淌干了泪，流光了血，永远融入了山水。

　　如今，佘太君在庙宇之内已坐了千年，邓玉芬站在村口已有十年，她们还将长久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上，成为历史时空中不灭的记忆。

　　忆起我奶奶，她很少说起战争，只有一次，她轻描淡写，说大伯死在她的怀里，大姑被人流冲散，她能怎么办？咬咬牙，还得接着抢治伤员。

　　她们是花，却从不柔弱。

四

　　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侧的国家博物馆，我去过多次，那条复兴之路的展览也是一看再看。可是每回走过那架折磨李大钊先生长达半小时的绞刑架，却总没有勇气驻足。

　　那台锁在玻璃柜里的冰冷铁器已显破旧，岁月掩去了它的血渍，我却仍能听到先生脚上的铁链碰撞地面的沉抑声响，他满是褶皱的灰色棉袍上方，是一颗微微抬起的头，还有一双沉静的眼。

　　1927年4月28日的西交民巷外，落满枝头的乌鸦，目睹了先生在绞刑架上的28分钟。他死后，医生为他拭去血迹，仍是面目生动，只是脖子上三道深深的血痕却再也抹不去。先生就义后，留下夫人赵韧兰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，一家人生活窘迫，靠友人捐助度日。先生停棺6年，下葬后的第二个月，赵韧兰离世，这个名字源于屈原词句的小脚女人，忌日也与屈原同日。她惟一的遗嘱是要葬在李大钊墓旁。

　　赵韧兰心里曾流淌着巨大的悲伤，在小女儿因误诊离世后，她收到丈夫的信：“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。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，但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。我已经为她写了一首长诗，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……”

　　这就是英雄，他们心里要装的是世界，家人被放到深处。一个家族若是出了一个英雄，意味这个家也是被奉献的一部分，没有人能够独自无私，一份无私的背后是更多人的无私在支撑。

　　每个英雄的背后都站着他的家人，正是透过他们的家人，我才解读出一个完整的英雄。

　　李大钊的女儿也曾被父亲牵连入狱，这一点与文天祥何其相似，文天祥在狱中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，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，过着囚徒的生活，他明白，若他投降，家人就能团聚，可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，收柳女信，痛割肠胃，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，但今日事到这里，于义当死，乃是命也。奈何？奈何！可令柳女、环女做好人，爹爹管不得，泪下哽咽哽咽。

　　两声奈何，两声哽咽，道出英雄背后的无尽辛酸。

　　难道李大钊当真是没有闲心想念女儿吗？实乃擎天者，不可弯腰。

　　文天祥就义后，他家人从其衣襟内掏出遗书：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！

　　英雄的仁至义尽，是以我血荐轩辕的忠肝义胆，与邓玉芬同饮过白河水的传奇英雄白乙化，离家时妻子怀有身孕，直至他牺牲，也未见过女儿一眼，而冥冥中似乎心有所感，他的女儿，在他牺牲前后，多次在梦中惊醒，哭喊着，爸爸，您在哪里，快回来救救我吧！几个月后，眼睛里长出许多小白点，一夜头疼后，黎明时双目失明。

　　5年之后，他的女儿才知道父亲牺牲的消息，在此之前，她与母亲相依为命，食不果腹，四处流浪，苦盼父亲返乡。

　　这个命运孤寂的人，有一个淡雅的名字，白素清。她的一双眼睛似乎是为见父亲才生的，父亲离开，她的眼也失明了。

　　多年后，她来到密云白乙化雕像前，一身黑衣的她，倚在父亲肩头，放声痛哭。她的背后，白河水奔腾翻滚，那是他父亲誓死守护的地界。他的父亲捍卫了国家的河山，保护了密云的乡亲，呵护了流浪的孤儿，惟独，没有给她半点温暖。从小到大，她被人骂是没爹的野孩子，被狗追着到处跑，而父亲，只存在于梦中。

　　她爬上父亲牺牲的降蓬山，有人要给她照相，她坐下来，有风拂来，她一动不动，她在想，1941年2月4日，父亲高大的身体是如何从山头跌倒的，战士们又是如何把他抬到缓坡上的，父亲临死前有没有记起，在家乡，他有一个孩子？

　　她听别人说过父亲下葬的过程，从乡亲家里找了一些木板，在一棵栗子树下挖了一个坑，怕敌人知道，连碑也没有立。她还听说，密云人都说父亲是白河的小白龙，护这一方平安。

　　她的父亲自始至终是别人的。她能抱住的，也只有冰凉的汉白玉雕像。

　　她一生坎坷，几次想轻生，可是想到父亲，又咬着撑下来。她这一生，父亲是心头最灿烂的太阳，她来到密云，踩在父亲曾踏过的土地上，立在父亲死去的山头，隔着时空与父亲相遇，她在心中默念，爸爸，我来了。

　　这个眼盲心苦的女子，最后，还是追随着父亲去了。

　　我或许猜到了她的选择，她写的《回忆父亲》一文，开篇就是：我老家在辽宁省辽阳县石场峪村。我家是满族，办丧事时穿灰鞋白边口，孝衣白大褂，供家谱是红纸写字，上边有黄布遮盖。

　　白素清与父亲分葬两地，她的后人，承接了她的血脉，也延续着她对父亲的思念，清明时节，风尘仆仆赶来，在白河畔跪地祭拜。

　　想起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，在白乙化心中，恐怕也是有这样一封家书的，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写，或是他写了，而我们没有见到。英雄从来不属于家庭，他的名字绽放在纪念碑上，高高的直指云天。

　　生死的问题，对于英雄，似乎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，这一点，可以在方志敏的狱中书中找到答案，“死是无疑的，我们为革命而生，更愿为革命而死。”在生命最后的七个月，他给后人留下了十几万字的手稿。

　　正如文天祥所作《正气歌》：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

　　正气源于英雄，擎天者，非旁人，英雄也。

　　更多的人，只是汨罗江上，将那舟划了两千余年的渔夫。

　　有个数据，我国近代约有2000万名烈士，可收入烈士英名录的仅193万余人，这些没有留下姓名就离开的先烈，如繁星，在无人看见的天际，独自闪烁。

　　一日午后，我步行穿过通州国防教育广场，来到李卓吾墓前，西海子公园的冰面消融，一池锦鲤显露身姿，先生墓前鲜花芬芳，这位12岁挥笔写下《老农老圃论》的旷世奇才，死时也是轰轰烈烈的，他喝出一句：“壮士不忘在沟壑，烈士不忘丧其元。”以剃发为名，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割断喉而亡，享年76岁。

　　站在先生墓前举目望去，1500多年的燃灯佛舍利塔耸入云霄，距其千米之外，大运河水浩浩荡荡，100年前，在运河嘉兴段，一艘小小的红船于南湖启航，一串串脚印从船中踏出，那是擎天者最初的足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