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北京四十年

文/梁晓声

　　屈指算来，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，已经44年了。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宿舍可住，临时住北影招待所的一个床位。半年后分到了一间单人宿舍，11平方米。那是筒子楼，家家户户在走廊做饭，每日三次，走廊里定时响起锅碗瓢盆交响曲，人们边做饭边聊天，十分热闹，关系也都非常好，从没发生过争吵现象。

　　我在11平方米的家里有了儿子，做了父亲。

　　三四年后，厂里分房，我搬了一次家——从走廊这头搬到了走廊那头，家大了，14平方米了。

　　我顾不上粉刷，将老父亲从哈尔滨请来，帮我接送入托的儿子。

　　老父亲当天郑重地对我说：“儿子，你一参加工作就分到了住房，而且还是木板地，有福啊，你知足吧。”

　　我确实很知足。

　　当年，许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是分不到住房的，某些单位连集体宿舍也无法提供。而我们北影那筒子楼里，不但住着入职一二十年的老职工全家，还住着几位夫妻两地分居的科长、处长——他们已经与家眷分居多年了，家眷很难调入北京。

　　我的老父亲不可能与我们夫妻共同住在14平方米的家里，老母亲也不可能与老父亲同时来京，那就更没法住了。我为老父亲买了一张折叠床，他每晚就睡在我的办公室。

　　老父亲离京返哈，老母亲才接踵而来。

　　几天后，老母亲问我：“儿子，你不是分到北京了吗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是啊，咱家不就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吗？”

　　老母亲说：“可北影大门外哪儿像城市啊？这地方不是叫什么太平庄吗？敢情你是名义上分到了北京，单位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庄的地面啊！儿子，那你的城市户口还保留着吗？”

　　老母亲一脸忧虑，怕她的孙子以后成了农村人。

　　我费了好多口舌才打消了她的忧虑。

　　当年北影大门外那条路叫什么路我至今也不清楚——16路公交的一站正对北影大门。那条路仅中间部分是柏油铺成的，而且处处龟裂，有的地方还塌陷了。柏油路面的两旁是沙土路。也不仅那条路如此，纵横于那一带的路全那样。估计当年为了省钱，舍不得将路全铺成柏油的。

　　北影对面是人民教育出版社，它的院门和主楼当年算是气派的，现在看自然寻常得不能再寻常了。它的右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家属院，再右边是北太平庄商店，那一地带最大的商店，只一层，内外都很老旧，面积五六百平方米。秋末也在店外卖大白菜，小丘般的菜堆常码在人行道上。往往，人们起早贪黑地排长队，唯恐买不到。

　　北太平庄商店是马路那一侧的终端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左边除了几处平房，再就没什么建筑物了。平房更左边，是一小片野草丛生之地，狗尾草居多。而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一侧，右边是一片菜地，属于所谓的“城中村”。左边依次是总参干休所、新闻电影制片厂。新影左边，似乎曾有一处小旅馆，便也到头了。

　　那时我年轻，单身时偶尔晨跑——从北影向右，跑过菜地转弯，一直往北京航空学院那边跑，再转弯经过北医三院，跑跑走走回到北影。所经虽然都是北京的著名单位，但周边未免荒凉。于是也会像我老母亲那样想——我真的算是北京人吗？也许说是某“庄”之人更恰当吧？

　　几年后，新影左边的小旅馆拆了，建成了10层的远望楼。它在当年使不少北太平庄地区的居民为之喜悦，都说从此北太平庄像是北京的一部分了。

　　10年后，北影门前修起了高架桥和过街天桥——那条路成了三环之一段，而国家专利局也在曾经的菜地上开始修建了。

　　三环的出现似乎是一道界限的划分，那边算市区，这边叫“环外”。“环外”有接近市区的意思，也有终归不属于市区的意思。三环曾使北影、新影的职工及家属一度失落，因为分明被划到了市区以外。

　　40年弹指一挥间。

　　如今的北京，五环内外也已经处处高楼林立，新区多见，繁华得很了。居住在三环边上的人家，等于居住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段了。

　　1988年底，我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——那时北京电影学院从郊区迁入市内了，国家专利局大楼也盖起来了。

　　国家专利局、电影学院、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三个单位，同处于横竖两条主要马路交叉的直角地带。专利局在三环边上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健安西路边上。

　　健安西路是一条极短的一头“堵死”的小街。也不是完全堵死了，只不过机动车是通行不过去的，但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则可穿穿绕绕地到达前边的横街。

　　这条小街的一侧是一家便民饭店、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、北京电影制片厂宿舍区后门、前进小学校、总参干休所后门，另一侧是元大都土城墙遗址，土城墙顾名思义是土堆成的。

　　当年那条小街极幽静，“遗址”却只能用肃杀来形容。其上有片老树林，此外野蒿遍布。其间有条臭水沟，名字却起得很好，叫“小月河”。说那是条河，实在是侮辱了河。天黑以后的“遗址”，即使是胆量大的人，也宁可绕远而绝不图近便从遗址中穿过。连公安部门都提醒，那是很不安全的。

　　不知从哪天开始，小街上出现了摊车，不久又出现了地摊。几个单位的居民觉得方便，东西也便宜，以乐见的态度接受之。而起初卖主们肯定是抱着试探的心情而来此地的，既无人反对，又受到欢迎，于是将那条小街当成了摆摊的固定地点。其实呢，方便不方便，不过就是多走或少走一里路的事儿，因为一里地以外有超市，什么都能买到。便宜不便宜，不过就是角儿八分的事儿，天天什么都就近买，一个月也省不下多少钱的。与其说是实际的省钱，莫如说更是心理感觉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不得了啦，从早上6点到9点多，有时到10点，小街几乎水泄不通了。就是两手空空的，也得侧身才能通过。而那个钟点，正是家长们送孩子上学的时间，也是干休所老干部们乘车出行之际。偶尔，鸣笛不止的还是救护车辆。这时，不论买的还是卖的，皆对笛声充耳不闻，似乎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。有人还很烦，斥曰：“这时候过什么车添什么乱啊！”仿佛车辆之通过，倒是大错特错了。小街上的居民本没那么多，因为周边的居民也来了，所以才会形成人挤人的局面。卖什么的都有，假货自不可免。盗版书和私印的内容污秽的“黄书”被堂而皇之地摆在明面上。还有各类匕首、仿真枪支等违禁品。现场炸油条，煮馄饨，蒸包子，烤肉串，煎锅贴，更使整条小街烟气缭绕，杂味弥漫。那时，窗子临街的人家是不能开窗的，不论天气多么美好。

　　小街终于安静下来以后，遍地垃圾。环卫工人只能扫个大面。由于当街“开过火”，遗下处处油污，粘扫帚。别说扫帚了，烈日一晒，油污变稀，也粘鞋底儿。雨后，流淌着的水是黑的，浮着油花。

　　我家邻居曾说：“看来，要想使街面清洁，除非遍洒去污灰，喷洗洁精，再用铁刷子刷，最后用高压水龙头冲。如此三遍，才能见效啊！”

　　口角甚至互相辱骂，甚至大打出手的现象，在小街上时而发生。仅我这个“爱管闲事”的人，从窗口看到了，就三次出了家门调解过，有两次自己还差点受到拳脚攻击。幸有“童影”和“北影”爱护我的同事们及时相助，怒喝对方，否则以我的性子很可能会“动手不动口”了。这可不是我瞎编的，我曾写过一篇杂文《小街啊小街》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，对我那些同事所用皆真名实姓。

　　那条小街重铺过一次，全面一新的面貌仅保持了一两个月，之后又变成了一条脏街。

　　难道就没人管、不能管、管不了吗？

　　当年似乎还真就成了那样，方方面面都怕事。工商部门说应找城管，城管部门说一部分摊主有执照，要求他们每天挨着摊位查一遍执照，他们人手不够，根本做不到。而街道干部说：“也得考虑到维稳啊！”

　　2000年，我在牡丹园北里买了房子，那条叫小关西街的小街起初也很幽静。小区多了，居民多了以后，同样地，逐渐变成了一条脏街。与健安西路相比，脏的情形如同复制。路面也重铺过一次，也很快就恢复其脏了。街道干部出面协同各方着力治理过一次，还成为新闻上了电视，街道干部还在电视中引用了我呼吁整顿的话。

　　新的邻居好心地嘱咐我：“梁先生以后出门可多加小心啊，你影响了摆摊的人们的利益，得提防他们报复你。”

　　我并没有遭到过报复。

　　只不过治理行动一过，脏乱差的程度与之前相比，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了。

　　许多居民都唤奈何。

　　几年前，全市范围的大治理开始了。由于预先宣传得充分，道理讲得明白，而且不再是单独局部的行动，而是全市统一的行动，可以说所到之处进展顺利。

　　健安西路那条小街终于又幽静了，干净了。

　　土城公园更美了，成了北京很有特色的一处街区公园。

　　小关西街也干净了，还出现了美化街道的公益景观。

　　并且，非常奇怪，治理过程根本就没发生任何矛盾，没人躺街，更没泼妇骂街，一切顺顺当当地就把该做的事做成了。事实证明，绝大多数居民是支持的，并且因为看到了好的结果而点赞。

　　放眼北京，在以往的年月中，像曾经的健安西路、小关西街那样的脏街少吗？说少才是说瞎话啊！哪一个区没有几条那样的脏街，没有几处那样的脏地方呢？它们令当地居民怨声载道，令当地干部头疼不已，视为“老大难”。

　　细想想，怎么就成了“老”问题呢？

　　乃因当初没禁，没管，睁只眼闭只眼，结果被认为默许。一旦被这么认为，于是违禁现象扩展，遂“大”也。“大”了，就更不好管了，于是管成了难事。

　　如今，北京治理“脏乱差”现象的工作，成效喜人，有目共睹。正在进行的，是对老旧小区的深度改造，而这也是提高民生水平，深得人心之事。

　　我的外省朋友们，曾来过北京的，又来后都说：“北京比以前干净了，比以前美了。”他们的表扬指的是北京的“肌理”，极像健安西路和小关西街那样的小街小胡同。

　　第一次来北京的朋友们则说：“放眼望去，无违章搭建，无一处不洁，不愧是首都。”

　　一个相关的问题是——若摆摊确系某家某户的生计，后续扶贫工作是否跟进了呢？

　　据我所知，各级政府的扶贫工作也进行得比较周到。

　　一日我走在小西街，见一家小菜店将菜筐摆在了门外两旁，而那就占了人行道了。街道管理员当面批评店主，命其将菜筐搬入店中。店主诺诺连声，表示接受批评，照做了。

　　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这句话，究竟该怎么断句是有分歧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姑且断为“不可，使知之”。

　　那么，城市管理者当明白，民之不可，若使知之，养成良好习惯，渐渐培养起公德意识，绝非一朝一夕之“功”可立竿见影，反复之教育、督导于是必属常态。

　　尽管，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，但首先是北京人民的北京——故北京人民和各级政府为创建“美好首都”所做的种种努力，定会获得全国人民的点赞！

　　那么，让我也在此为日渐美好的北京由衷点赞！